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国防部长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毛泽东同时还要求这个学校要缩短学制,要教育革命,不能让“资产阶级统治”学校。于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专有名词出现了----“五七”干校。
1971年,紫云山的半山腰处,聚集了众多的石匠、木匠、土匠、瓦匠……在叮叮当当的凿石声,杭育杭育的号子声,扑哧扑哧的筑墙声,呜呜呜呜的拉锯声中,几幢房子在一个硕大的操场四周象积木一样地快速垒砌起来,其中位于永乐至大寅、马鞍公路边上的石质墙体宿舍楼,窗户的造型就像是延安的窑洞,在后来的几十年间,在那里接受过洗礼的人们都亲切地称之为“窑洞大学”。
这就是仪陇县革命委员会修建的“五七”干校。
1972年,“五七”干校开学,一大批“白专”知识份子、“问题”干部曾先后在这里从事农副业生产,接受改造与教育。
1974年,在“五七”干校校牌的一侧,又出现了一块新的招牌----仪陇师范学校。并从这一年起,开始师范招生。由于当时没有恢复中、高考,学生一般以推荐为主,一批“根正苗红”的农村、城镇中青年走进了这里,又走上了讲台亦或其它的什么地方。
新寺,由是成了仪陇中青年心中向往的圣地。特别是农村人,在那个要么当兵、要么考学此外再无跃出农门之路的年代,位于新寺的仪陇师范就像一块香喷喷而又高高悬挂在天上的馅饼,谁都希望它落在自己的头上,哪怕被砸得鼻青脸肿也无怨无悔,在所不惜。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仪陇师范终于抛却门第与出身而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一大批仪陇学子的理想标的物。次年,现在的组织部副部长,县编委办公室主任赵永波考入了该校。后来,他在《南充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叫《难忘30年前的师范学校生活》的文章。字里行间这样描述道:“师范学校坐落在远离县城的山坳里,条件很差,还没有现在一所普通乡村小学漂亮。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小的十四五岁,大的二十七八岁,有下乡知青、复员军人、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回乡青年,像我这样从学校又到学校的‘小字辈’不多……学校没有统一就餐的食堂,八个人席地而坐,在露天坝里分饭吃,一桌一小盆,不到第二节下课,肚子就开始闹饥荒,放学钟声一响,同学开始向食堂飞奔,那场景与影视片里冲锋号响起时的镜头差不多。每月的供应粮中除细粮以外,还要供应诸如红苕干、玉米、胡豆之类的杂粮。说是三天一次‘牙祭’,其实就是萝卜汤里夹杂着零星的‘肉丁’而已。冬天,没有热水供应,一觉醒来,床脚边的洗脸水结上了一层薄冰……”
条件如此艰苦,但新寺依旧是莘莘学子梦寐以求跃出农门的“渡船”。比如我,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无数次地梦见新寺那排充满诱惑的窑洞,却终因数理偏科而未能如愿。
但更多比我幸运的人却从这里“摆渡”出港,并在各个行业大显身手,他们更多的是红烛袅袅,青丝成雪,但有的早已改行商界巨子,厅级干部也不乏其人,至于副处一级的干部已是数不胜数。我无法知道紫云山会不会记得他们,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一定会记得紫云山,包括那些晨读的田野,以及初恋的小路……
1979年,根据国务院的通知精神,早已名存实亡的“五七”干校正式关门,学校成了纯正的师范学校。也正是在那时,仪陇县委、县政府有了将学校迁至县城去办的初衷。
1983年,新寺乡被改名为永乐乡,1985年撤乡建镇。所以仪陇师范有时也被人唤着永乐师范。
八十年代末,仪陇择址金城镇西寺湾北台嘴,开始修建师范新校区。九十年代初,仪陇师范陆续搬迁,至1992年,师范与永乐彻底分手。
尽管永乐多少有些怅然若失,但紫云山并没有沉寂下来,原来的师范摇身一变成了永乐初中,与往昔相比,虽少了些红尘滚滚,但紫云山依旧青青子衿。
时光在转瞬间进入二十一世纪,为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一定要把朱德故居保护好,一定要把朱德故里建设好”的指示精神,仪陇修通了新(政)马(鞍)公路,永乐的交通与区位得到了大幅度的改观。镇党委、政府抓住机遇,提出了跨河西进的发展构想。肖水河西岸,一时间人欢马嘶,吊塔高耸,一个崭新的永乐新区在新马公路旁日渐灼灼其华。近年来,镇党委、政府又不失时机地将政府办公驻地搬进新区,西岸由始而对老场的补充摇身一变成为了永乐政治、经济、文化的腹心地带,商机勃勃,人气逼人。
如趁风和日丽,登紫云山而远眺,山间腹地的永乐依旧是如船的永乐,所不同的是老船头的东岸与新船头的西岸已呈并驾齐驱之势,在肖水河两岸星落棋布的新村综合体的簇拥下,在通往马鞍、大寅、复兴等重镇公路网的交织中,一个从新寺的历史烟尘中破壳而出的新永乐正在向我们迎面走来的中国梦梦境中长乐未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