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廉】年轻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选编④

——江西省庐山市委原副书记周麟案

“这里面只有收了钱的人才会进来，我哪里收了钱？我马上要当县长了，这肯定是谁在害我！”2020年8月28日，在被带往留置点的路上，江西省庐山市委原副书记周麟焦急地和办案人员争辩着。

就在此前不久，周麟还是县长的热门人选。他没有想到留置通知书比正式任命书更早到达。这位年仅30岁就当上县委常委的年轻干部，刚开始对身边人“一手给钱、一手办事”的直接请托能够保持警惕，最终却没有抵挡住“友情”的糖衣炮弹。2021年1月，因受贿126万余元，周麟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7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

热衷社交背后的隐患

谈到周麟，九江市纪委监委的办案人员对他印象颇为深刻。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九江市近15年来查处的最年轻的处级干部，更在于他与人交往的方式。在办案人员看来，周麟说话很客气，没有官架子，会交朋友，也爱交朋友。为官十几年间，这一为人处世的特点是他的优势，后来却成了他的弱点。

1980年出生的周麟成长在一个干部家庭。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到体制内工作，从街道干起，后被提拔为九江市庐山区（2016年改为濂溪区）团委书记。2008年，27岁的周麟被任命为该区姑塘镇镇长，一年后出任虞家河乡党委书记。

当时正值九江市区向东扩展的阶段，姑塘镇和虞家河乡是城区建设的前沿地带。抓好当地经济发展工作，对于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的周麟来说并非易事。但他善与人打交道的性格给工作带来了很大助力。虞家河乡时任乡长回忆称，周麟“很随和，很好沟通”，到任不久就和当地干部打成一片。他朋友多，饭局多，时常能够邀请做企业的人到本乡走走看看，推动招商引资工作。

谦虚和气为周麟换来不错的人缘。在矛盾最多、难度最大的拆迁工作中，周麟得到了不少当地人的支持。比如，在乡镇有一定影响力的建材行业企业主蒋某某和李某某主动帮助政府做群众工作。在他们的协助下，拆迁工作不仅顺利完成，而且创造了40天无一例上访的记录，成为周麟仕途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擅长社交既帮助周麟打开工作局面，也在不知不觉间开始给他带来负面影响。拆迁过程中，蒋李二人成了周麟的朋友。审查调查发现，周麟收受的贿款中，有不少来自蒋李二人。此外，从乡镇开始，丰富的社交生活就一直填充着周麟工作之外的时间，他享受社交的感觉，将饭局上聊聊天、吹吹牛视为一种放松。在庐山市工作后期，他甚至给人留下了热衷吃喝的印象。

前期“一帆风顺”少的是停顿积淀

如果给周麟的工作经历划分阶段，成功提拔副县级干部，是他为官生涯的关键一步。2011年，30岁的周麟通过竞争性选拔成功入围九江市副县级领导干部任用人选，并被任命为星子县（2016年改为庐山市）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县委统战部部长，成为九江官场上耀眼的“政治明星”。“少年得志”、“前途不可限量”的声音，在他耳边此起彼伏。他的心中满是激动、得意和荣耀，立志在新的岗位上扑下身子好好干番事业。

不过，表面的光环和现实的遭遇却形成了“反差”，由此造成了周麟心理上的“落差”。星子县是九江市人口小县、财政弱县，周麟发现，县委办公室主任负责的开支只有他在乡镇时的三分之一。职责上，他只是县委书记的助手，似乎还不如做乡镇主官那样有存在感。加之星子县远离市区，周麟平时几乎不能回家。自己虽然级别变高了，但实际收入却有所下降，想给孩子多报培训班都要精打细算。周麟的意气风发被现实泼了一盆冷水。

他本想找朋友聊聊天，排解一下心中的苦闷，却无奈地发现，但凡有点交情的朋友，在自己当上县委常委后，“三句话不离请托办事”，吹捧奉承之外，全无情谊可言。周麟感到厌恶，他们只是盯着自己手中的权力。事实上，朋友只谈利益不谈感情的状况，长期伴随着周麟，并随着职位的提升愈发明显。“现在回想起那段时间的心态，既膨胀又迷茫。职位越高，我却感觉越孤独。”周麟对记者说道。

只有两个人没有让周麟厌烦——他在乡镇工作时结识的蒋某某和李某某。周麟甚至说，“参加工作以后，应该只有他们两个算得上我的挚友了。”

与其他直接用钱向周麟示好的老板不同，绝大多数时间，蒋李二人对周麟只谈感情，不提要求。在周麟看来，他们爽快大方，不给自己惹麻烦，还是难得的倾听者。他们带周麟逛街消费，和他套近乎，但并没有表现出要他帮忙办事的意思。有时他们会主动提醒周麟，与某某老板交往不要过于亲密，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果生活上需要钱，可以从他们那里拿些用。有一次，因为工作繁忙不能照顾家人，周麟表达了不想继续干下去的想法，蒋某某适时鼓励他，你还年轻，起点很高，现在放弃大好前途未免可惜。

十几年的交往中，周麟感到，蒋李二人是真心为他着想，焦躁时予以安慰，失落时提供精神支持。周麟升任星子县县委常委后，每年春节，两个老板都会到他家拜年。李某某后来还管周麟的父母叫起干爸、干妈。

在周麟心里，友情产生的信任已经盖过了他对政商身份应有的警觉。

模糊的政商界线

“围猎”者通常先取得对方的好感和信任，再适时提出要求。蒋李二人也不例外。在与周麟的密切接触中，他们了解到他对钱的需求，也深知他明确提出的底线：直接送钱请托办事，是绝对行不通的。他们选择为自己的真实目的罩上友谊的面纱，十余年间，每年拜年都会留下一两万元的红包。

周麟也曾有过“无功受禄”的不安。蒋李二人第一次留下红包的2011年，周麟刚刚离开庐山区到星子县任职。那时的他对纪法规定只有大致印象，自信地认为蒋李二人已不再是他的管理服务对象，可以当作纯粹的朋友。红包是朋友的礼物，与权力毫无关系。同时，他还有一点私心。相比于老板几百上千万元的年收入，这一两万元不过是九牛一毛，对周麟来说却不是小钱，“感觉他们给我钱，就像扶贫一样”。

办案人员介绍，周麟最反感唯利是图的人，但如果先和他成为朋友，再请他办事，他就容易自我麻痹，认为这是对朋友尽仁义之责。所有给周麟送钱的朋友，他最后都帮了忙。很显然，周麟将蒋李二人给他送钱与请他帮忙完全分开，后来在子女上学、承接工程等方面为其提供帮助。殊不知，这一个个红包和一次次请托早已构成权钱交易的事实。

毕竟相识十几年，很难说他们之间没有一点情谊，但遗憾的是，周麟始终没有看清两人的真实面目。他将自己比作期货，“如果性价比不高，谁也不愿意投资。我已经明确讲过违规的事不会做，他们再送给我钱，出于朋友情谊还是大过‘围猎’的可能吧。”

周麟不知道的是，在办案人员面前，蒋某某曾说，和前途好的领导干部交朋友，对我们总没有坏处。他这么年轻，希望他走上县委书记的岗位后，我们可以从他身上获取更大的利益。

不受拘束的小节

虽然周麟自称职位越高，交心朋友越少。但在外人看来，他经常吃吃喝喝，八小时外饭局一直不断。采访过程中，他也反思起广泛社交、热衷吃喝给自己带来的不良影响。

最突出的表现是工作方式的变化。在乡镇，周麟是同事口中为人和善的年轻领导，但自从40天无上访完成拆迁工作后，他认为自己不仅能够独立做事，而且老同志做不好的他也能完成。尚未经过沉淀就膨胀的心让周麟开始享受朋友的奉承，而周围人看他喜欢吃喝，见风使舵，饭局上的众星捧月又进一步助长了他的得意。

在工作上，飘飘然的情绪容易转化为盲目的自信和绝对的强势。庐山市的一些干部记得，在担任常务副市长和市委副书记期间，周麟会以非常严厉的方式推进工作，有时一点小事不合他意，便会大发脾气。“应该说那时候我错把酒肉朋友的吹捧当作真本事，工作推进稍有不顺，就会非常焦躁。”周麟对记者讲道。

更为不利的是，周麟的社会声誉在不断降低。他长期想当然地以为，只要自己不违规为朋友谋利，吃饭喝酒的交往都可以接受。办案人员发现，在庐山市任职后期，周麟几乎每周末都回到九江市里吃饭，有时还主动组局。虽然组织曾多次提醒他注意吃喝和交友问题，被虚幻的吹捧冲昏头脑的周麟依然毫不在意。2017年前后，周围人渐渐听说，周麟还和九江市黑恶势力有着密切往来。

谈到这些，周麟有些悔不当初，“我后来才知道，包括涉黑涉恶组织成员在内的一些人，只因参加了我在场的一个饭局，便号称和周市长关系很好，到处吹牛，给自己谋好处。”

2020年4月，九江市纪委监委接到问题线索，反映周麟涉嫌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充当“保护伞”，他受贿的情况也随即暴露出来。被留置前，他仍然沉浸在吹捧奉承中，畅想着未来的仕途。事实上，他入党时立下的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不知不觉间早已消弭在吃吃喝喝的灯红酒绿中。

——（本案例来源于《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开发管理科原工作人员尤利卫案

“我随意点点鼠标，就能够帮中介朋友给没有购房资格的外地购房者通过系统审核。没想到，我把他们当朋友,他们把我当‘鱼’钓。”留置室内，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开发管理科原工作人员尤利卫感到无比羞愧，掩面痛哭。2019年3月，尤利卫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60万元。

1991年出生的尤利卫成长在苏州的一个小康之家，从小在爷爷的宠爱下长大，性格单纯，为人善良。2014年，在家人的建议下，尤利卫考入相城区房产交易中心服务窗口工作。尽管是编制外的公益性岗位，但他对这份工作非常满意。工作之余，他喜欢宅在家里，打打游戏、研究组装车辆模型，大多数时间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尤利卫平时很少外出社交，除了同事，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前来办理业务的房产中介。有的中介跟他年纪相仿，有共同的爱好，十分聊得来；有的中介从业经验丰富，节假日偶尔给他送些土特产和小礼品，还会给他讲讲专业知识、行业新闻。久而久之，他和几个房产中介关系熟络起来。在他的记忆里，工作后还能一起聊聊天的朋友，主要就是这几个人，遇到困难时他们对自己也多有照顾。

尤利卫将中介看作热情的朋友，中介却不会平白无故帮助这个年轻人。2016年10月，尤利卫被调到相城区住建局房地产开发管理科工作，主要职责是审核相城区范围内一手房购房者资格。2017年4月，苏州市实行新的房屋限购政策，缴纳社保不满一年或想买第二套房的外地人失去了购房资格。一些房产中介从中发现“商机”，计划违规帮助外地人购房赚取不正当利益，负责审核购房者资格的尤利卫便成了他们眼中的“关键人物”。

一天，和尤利卫关系较好的中介“小马哥”给他送来一份购房材料，他查询后发现，送审材料里的银行流水有假，便通知楼盘销售人员审核未通过。几天后，“小马哥”的老板张某某专程到尤利卫办公室拜访他，送给他两张面值1000元的购物卡，并表示希望他帮忙审核通过那份银行流水有假的材料。即使和张某某素不相识，尤利卫心想，这跟在业务窗口收点土特产没什么差别，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

尤利卫的态度让张某某感到这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很好说话”，随即打算请他审核通过更多外地购房者资料。在一间咖啡厅里，好友“小马哥”向尤利卫介绍了老板张某某，尤利卫这才明白两人的关系。“小马哥”说，张某某是自己的至交前辈，今天一起来就是想多交个朋友，尤利卫今后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张某某。看到张某某是朋友的朋友，尤利卫渐渐放下了对他的戒备。闲聊中，张某某提到，他们还有一些不符合苏州限购政策的外地购房客户，如果尤利卫能够帮忙通过审核，好处费每单2000元。

“我当时知道这是违规行为，好处费肯定不该拿。但是朋友都提出请求了，我不帮就是驳朋友面子，也不好，没有意识到他们想利用我手中的权力。加上我法律意识淡薄，认为收好处费和拿小红包差不多，根本没考虑违规审核的后果是什么。”尤利卫说。

这段时间里，另外两个和尤利卫很熟悉的中介朋友刘某某和徐某某也找他帮忙把不符合条件的购房材料通过审核，每单好处费他都心安理得地收下，却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在这些中介朋友的“围猎”下越陷越深了。

2017年底，尤利卫已经收受好处费近100万元，积累起来的巨款让他深感不安。事情发展至此，他意识到，这和收红包有本质不同，自己已经触犯了法律。然而，遇事不知要找谁商量的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却是中介朋友。当他提出自己不该收这么多钱、以后不想再继续违规审核的时候，换来的不是想象中的停手，而是中介的推波助澜：“这都是小问题、小事情。我们给你的都是现金，没有银行转账记录。就算查起来，大家都是朋友，我们就说没给过，你说没收过，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担心尤利卫觉得好处费不够多，中介朋友主动将每单好处费提高了两至三倍。

尤利卫动摇了。此时的他既抹不开朋友的情面，又舍不得唾手可得的钱财。心存侥幸之下，他开始麻痹自我，认为自己一不是党员，二没有正式编制，这么边缘的身份，就算查也查不到自己头上；就算查到自己头上，公益类岗位人员也不会承担多么严重的后果。

此后，面对中介好友一次次提高的好处费，尤利卫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起初，对不符合条件的材料他会一一核验，摸清情况后再予以“放行”。后来，中介朋友送来的材料无论真假与否，他都跳过核验步骤在系统上点击通过。再后来，朋友提出材料造假有困难，能否在材料不全的情况下也通过审核，尤利卫干脆直接在系统上确认好购房者基本信息，立即就予以通过。他不仅将如何正确使用权力抛之脑后，连基本的岗位职责也忘得一干二净。

就这样，从最初的懵懂无知被中介“朋友”诱骗，到后来明知故犯不想收手，尤利卫没有想到，点点鼠标的小小权力也能够让自己的人生如此“顺风顺水”，“意外之财”越来越多的快乐已经完全遮蔽了他内心的恐惧。从2017年4月起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尤利卫充当中介的“内应”，违规帮助没有购房资格的外地购房者通过审核，所涉房屋有1036套之多，累计收受现金217.7万元。

2018年6月，国家审计署发现，从2016年10月起相城区商品住房涉及外地户籍购房网签合同有千余套存在疑点数据，尤利卫被暂停了工作。单位领导询问此事时，他没说实话，更没有跟家里人讲起自己的所作所为。“太害怕了，一直在逃避。然而内心越害怕，侥幸心理越强，想着这些中介都是好朋友，不会出卖我。只要我不提钱，组织上也不会拿我怎么样。”直到一条条证据摆在他面前，他才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

“尤利卫人生阅历不足，太过单纯，容易轻信别人的话，是所谓的中介朋友将他带上了歪路，又在他第一次想要收手的时候继续误导了他。”办案人员分析，他固然一开始遇事看不透，但意识到自己行为违法却欲罢不能时，更多的便是不想看透、不愿看透。而且尤利卫对于自己非党员、非正式编制的身份存在定位偏差，自认为位卑权轻处于监督盲区，也造成了他愈演愈烈的放纵。

在一些不法房产中介精心设计的“朋友圈”和陷阱里，这个刚满30岁的年轻人成为了金钱的奴隶，早早倒在了人生的起跑线上，令人唏嘘。

——（本案例来源于《中国纪检监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