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廉】年轻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选编③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下营法庭原法官助理王万里案

成排码放的大牌皮鞋，近万元的皮包皮衣，散乱在餐桌与沙发上的中华烟、茅台酒……这是办案人员在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下营法庭原法官助理王万里的住所内见到的场景，同样被关注到的，还有墙边的旧式包箱暖气和客厅桌椅上的明显磨痕。人们很难将眼前的高档消费品与这间陈旧的出租屋联系到一起，购买它们的花销也远远超出王万里经济能力所能承受的范畴。

令人匪夷所思的巨大反差背后，是王万里热衷虚荣攀比的心，对奢靡生活的追求，还有他为支付高额开销而伸向法院执行款的黑手。2019年10月10日，这名年轻的法院干警脱下了神圣而庄严的制服，喝下了自酿的苦酒。

内心越是自卑越是极力吹嘘——嘴里没有几句实话

2013年，23岁的山东小伙王万里本科毕业，考入了蓟州区人民法院，被分配在民事审判庭担任书记员。爽快健谈的他主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学习成长经历，比如，他是油田子弟，祖辈和父辈都在胜利油田工作，特别是姥爷，曾担任油田下属某公司的党委书记；再比如，自己曾就读于中国石油大学，成绩优异的弟弟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读书。有一段时间，名校毕业、家庭条件不错，是周围同事对王万里的大致了解。

不过，随着交流的深入，同事们渐渐发现，王万里在有关自己的事情上经常言过其实，“嘴里没有几句实话”。他就读的大学是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其实是个三本学校。父母的境况接近下岗职工，弟弟连北京都没去，只在山东读了一所专科学校。王万里在忏悔书里写道，“小时候家庭经济条件一直不好，特别害怕被人瞧不起”，因此，参加工作后的他选择以夸大甚至编造事实的方式，掩盖那些自认为并不光辉的过往。

如果说为自己包装人设只是王万里追慕虚荣的一个方面，展示社交关系则是他自我吹嘘的另一种方式。有位同事清晰地记得，当年一同参加蓟州区法院面试的时候，站在楼道里候考的王万里，热络地和周围考生聊起自己认识蓟州区的“大领导”，其他年轻人因此一度认为他“有来头、很厉害”。到法院工作后，王万里因工作关系与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有所接触，他也经常和人谈起自己和某某单位熟人的交情。“实际上，他根本不认识什么‘大领导’，有些所谓熟悉的人，可能只有一面之缘。”一些同事回忆称。

虽然认识“大领导”是假，王万里有意经营自己的社交网络却是真。虚虚实实中，他传递出的个人形象帮助他结交更多的人，而这些利用工作机会拓展的人脉，再进一步成为王万里向朋友和同事吹嘘的资源。“相比于同龄的年轻干部，王万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身上带有过多的社会习气。”蓟州区法院相关负责人说，刚刚参加工作就如此会与人“搞关系、联络感情”，让不少比他大七八岁的同事都感到惊诧。

采访中，王万里对记者谈起自己毕业后找工作的想法：“排在第一位的是公务员，其次是金融企业法务部门，最后是律师。”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公务员后，王万里感到“自己非常了不起”。在他心中，公务员全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职业，而是社会地位的体现，更直接的想法则是要通过权力获得各类社会资源，将职权变现，为己所用。

很快，王万里就找到了“权为己所用”的机会。2015年1月底，他从民事审判庭调任执行局。工作还不满一个月，就在执行款上大动手脚，从一位被执行人公司账户扣划了26万元，转手将其中的24万元据为己有，并为父母购买了一辆帕萨特，当年春节就开回了山东老家。此后，这辆车还出现在蓟州区人民法院的办公区。面对同事怀疑的眼光，王万里继续编造自己家庭条件不错的假象：“这辆车是我父亲的，他开不好，就暂时给我用了。”

消费欲望越强越是手头“缺钱”——烟酒非高档不要、服饰非大牌不买

与同龄同事在工作后攒钱买房、立业成家的人生规划相比，王万里始终没有安顿下来的明确打算，他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在本地置办房产。相反，在执行局工作的短短两年间，他不遗余力地包装自己，大量购买名牌衣服、鞋子和包，花去的工资和贪污挪用的公款累计将近60万元。

调任执行局后，头脑灵光的王万里很快掌握了执行案件的操办流程。与民事审判庭的工作不同，在执行局，王万里经常要与案件当事人密切接触。有的当事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私下时不时就给他送烟送酒，几乎天天都有饭局等着他。看到一些民营企业老板住别墅、开豪车、用奢侈品、吃高档餐，王万里感到自己的外表比较寒酸，融不到老板的圈子里，而眼前灯红酒绿的生活又让他如痴如醉，羡慕不已。这段时间的“大开眼界”促使王万里的消费观念快速发生转变。他认为，“体面的工作当然应该与富裕的生活挂钩。自己有着公务员的好工作，但生活品质却远远不如来巴结奉承的老板。如果穿着打扮高端些，至少外表上与有钱人的差距就不会那么大。”可是，老板们一件衣服、一双鞋，就抵得上王万里一个月的工资，心有不甘的他，决定将手伸向案件执行款。

“在当时的执行案件办理过程中，当事人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和执行干警对案款的处置权，使得案件当事人都围着执行干警转。执行款先给谁、后给谁、给多少、怎么给，甚至给不给，很多时候都是执行干警说了算，这就给了王万里作案空间。”办案人员介绍。

那时，王万里给自己明确了一个“高档的定位”，衣服、鞋子、手表、包都要名牌，烟要抽中华，酒要喝茅台。身边的朋友曾经提醒他，年轻人的收入支撑不起一天一包软中华，他满不在乎地表示自己只是“抽着玩儿”。父母来到王万里租住的房子时，惊讶于儿子有这么多看起来价格不菲的衣服和鞋，他都用“朋友送的”搪塞过去，把父母蒙在鼓里。

奢侈品搭建起的高品质生活，对王万里具有毒品一样的诱惑力，让他耽溺于享乐而无法正视自己现实的经济能力。到后来，吃穿用度上追求高档名品已经演化为他的日常消费习惯。在执行局工作期间，他每个月都要买新衣服，花销维持在三四万元。下班之余，同住的人注意到，王万里经常刷鞋，在客厅里摆成一排，边指边说，“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质量就是好。”

直到被留置，王万里都没有认识到其消费观念的错误，还沉浸在对奢侈品的享受炫耀中。当蓟州区监委工作人员将他带到留置场所，迈过一道门，他特意弯腰在鞋上拍了两下——那是一双始终让他感到“特有面子”的路易威登皮鞋。

贪占次数越多越是泯灭天良——连伤残老人的救命钱也拿

法律专业毕业的王万里，工作第一年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还曾凭借突出表现，获得了天津市法院系统先进个人、天津政法系统优秀公务员等荣誉称号。贪污、挪用公款是违法犯罪行为，他不是不知道。用他自己的话说，刑法关于贪污贿赂罪是如何规定的，他“心里像明镜一样”。

但是，王万里对法律却没有一丝敬畏，以为在法院工作就是进了“保险箱”，入职宣誓时“恪守法官职业道德、遵守法官行为规范”的承诺，也早已被他抛之脑后。作案之初，他就计划好先将钱款挪出来，只要自己使用且在一定期限内归还，就不会入刑。由于每一次挪用都没有人发现，王万里再没有想过归还的事。在奢侈消费的诱惑下，他从侥幸逐渐到放纵，理所当然地将一笔笔执行款收入囊中。在他心中，法条不但没有变成个人行为的有效约束，懂得裁判标准的他反而在违法犯罪的边缘一次又一次试探，最终突破底线。

“执行员知法犯法，利用手中职权贪占执行款，是缺乏基本职业道德的表现。”办案人员介绍，“但像王万里这样，不管当事人是朋友，还是瘫痪在床等着用钱的病人，能拿走的钱他都要占，完全无所顾忌，可以说到了道德沦丧的程度。”

2015年，王万里的一位朋友在一起执行案件中成为被执行人。朋友按照法院要求将执行款交给王万里后，希望他尽快出具缴款凭证。王万里找出各种理由拖延搪塞，始终没有给他。离开执行局后，王万里为维持高档消费继续四处找钱，想到这起还没有出具缴款凭证的执行案件，便给朋友打电话通知他继续上缴本不存在的几万元执行款。不知个中缘由的朋友虽然充满疑惑，但是因为害怕迟交产生不良记录，又将钱款陆续转给王万里，王万里随后全部用于个人消费。直到案发后，这位朋友才知道王万里骗了他。

更严重的是对待一位因车祸致残的申请执行人。2015年3月，王万里担任某交通肇事案件的执行干警。当时，被撞的老人已是一级伤残，家庭生活捉襟见肘，正等着肇事一方15万元的赔偿治病救命。王万里曾多次到老人家中，亲眼看到当事人卧床不起的艰难处境。即便如此，他还是将这笔钱用于个人花销，并且坚称被执行人还没有把钱交到法院。谈起这件事情，狱中的王万里一度沉默，拒绝回答记者的提问，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当时自己心里没有什么想法，就像对待普通案件当事人一样。”

2018年3月，一起执行案件的当事双方私下达成和解，被申请执行人来到法院，欲将此前缴纳的执行款要回，王万里挪用公款的事情终于暴露了。此后，无论是法院监察室找他谈话，还是留置初期面对办案人员，只要是没有查实的内容，王万里都予以否认，不配合组织的调查。直到一项一项证据摆在面前，他才承认了违法犯罪行为，开始对自己知法犯法的严重错误有所反思。

最终，因贪污公款54万余元、挪用公款55万余元，王万里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

——四川省凉山州喜德县委党建办副主任马虹案

2022年5月，马虹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犯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2年8月，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万元。

“一切的一切，在我来到乡上任职后，就变了。”喜德县李子乡原党委书记马虹忏悔道。

缺乏担当，遇到矛盾困难绕着走

2015年9月，马虹到李子乡担任乡长。初到乡镇之时，马虹满怀热情、干劲十足，但由于基层群众工作经验不足，接连几次在协调解决群众工作中“败下阵来”……

面对工作上的困难，马虹没有逆境摸索、提升自我，而是对基层“一针穿千线”的复杂、繁琐局面采取逃避、退缩的态度，她逐渐放松自我要求，甚至有了“不干事就不会出错”的想法。她以基层任务太多为由不学习，以进城开会、办事为借口逃避工作，把工作事务全部摊派给下属，自己则过上了能躲就躲、得过且过的生活，没事就进城约上三五好友吃饭、喝酒、打牌。

2018年，马虹被安排到沿海城市参加培训，期间见到了昔日的大学同学，看到老同学在席间、在娱乐场所的“大手笔”，马虹心理严重失衡，心态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前“能力不如自己”的同学，如今过得比自己“潇洒”多了，自己怎么过得这么“清贫”？这次经历，也为她后来的种种违纪违法行为埋下了伏笔。

培训回来后的马虹更加无心工作，思想上彻底“摆烂”，即便发现了乡政府财经制度执行不严格、财经工作不规范等种种问题，仍选择装聋作哑、听之任之……

不甘“清贫”，挖空心思寻“生财”之道

在马虹担任乡长、乡党委书记期间，不少所谓的“朋友”垂涎她手中的权力，想方设法与她套近乎。她也借机放纵自己，成天辗转于各种酒局，出入在各类高档娱乐场所。在“朋友”们的奉承和追捧中，马虹每一次在酒场上都是醉眼朦胧才尽兴而去……

此时的马虹，在高消费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在外面她“要面子”纸醉金迷，在家里也挥霍无度，玩的是网络充值高达数万元人民币的新型手机游戏，吃的是各种进口水果和每餐高达数百元、上千元的“外卖”。当正常的工资收入远不能满足其高额开销时，如何挖空心思实现权力“变现”，解决当前“财务困境”，成为马虹苦思冥想的重点。

2018年9月，马虹负责辖区内某村物资采购工作，她私下找到自己熟识的供货商，以解决乡上一些无法报销的开支为由，要求供货商在采购过程中通过虚增单价和采购数量的方式开具增值税发票，套取资金便于其开支使用。采购完成后，供货商开具了7万多元发票，而实际采购物资款仅花费5万元左右，剩下2万多元，由马虹安排专人保管并用于乡政府日常开支，她个人从中拿走了5900元。

金额虽小，但她轻松地尝到了“甜头”。此后，马虹以相同的方式先后多次在李子乡各村物资采购项目中套取资金共计51万元。

2019年，李子乡某村计划实施道路硬化项目。马虹采用简易审批程序实施该项目，精心设计了一出“有偿交易”的“戏码”。她找到“办事稳当”的村组干部吉某某，一番商议后达成协定，随后便在未经过任何程序审批的情况下，将该项目直接指定给吉某某具体负责实施。在马虹签字同意拨付项目款之后不久，她以个人需要用钱为由先后五次找到吉某某，通过微信转账、现金等方式向吉某某索要共计13万元。这些钱款无一不被马虹用于享乐消费。

提供假证明，妄想逃避组织审查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2019年，在收到关于反映李子乡道路建设项目规避招投标的问题线索后，喜德县纪委监委立即组成审查调查组开展调查核实。

据办案人员介绍，在对问题线索进行初核时，马虹就经常以自己身体不好为由，不愿配合调查。2022年2月的一天，刚走进谈话室的马虹拿出一张医疗诊断报告，声称自己身患冠心病，急需做搭桥手术，将有一段时间不能配合调查。

审查调查组根据马虹提供的“诊断报告”和口头描述中的种种疑点，派出外调人员来到医院展开调查。通过一系列认真细致地实地核查，审查调查组发现签署这份诊断报告的医生、审核人均“查无此人”，也未发现马虹因患心脏病前往就医和检查的任何记录。

确认马虹“诈病”属实后，审查调查组根据前期已经掌握的证据，依照程序对马虹采取了留置措施。马虹眼见事情败露，不得不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违纪违法事实……

经查，2018年至2021年，马虹利用职务便利套取资金129万余元、收受他人所送财物26万元，其中马虹个人使用132万余元。

案发以后，喜德县纪委监委针对该案暴露出的问题，全面推动“以案促改、以案促建、以案促治”，做实做细审查调查“后半篇”文章。一方面，督促指导李子乡党委召开重大案件案发地专题民主生活会，对照查找问题24个，并逐一制定针对性整改措施、逐一整改落实，建立健全“三重一大”、项目建设、物资采购等规章制度。另一方面，组织乡科级领导干部30余人现场旁听马虹贪污、受贿案件庭审，将庭审现场变为警示教育课堂，用身边前车之鉴，提醒党员干部系好廉政“安全带”，规范行使手中权力。

——（本案例来源于“廉洁四川”网站）